《旧制度与大革命》摘录
Excerpt ·我在读纸质书的时候喜欢用笔摘录，但由于自己手不方便，写字速度很慢，往往记着记着就烦躁起来。慢慢地也就越记越少了。现如今多半只是在书上划两道或者在kindle上看电子书。电子书固然方便，但需要翻阅个别章节片段时却又不胜繁琐。标记与书签功能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整理与总结还是少不了的。
所以今后每读完一本电子书，都应像今日这样整理一番。长久以来忽视了这点，许多书读完后也就读完了，没留下更多有意义的思考。
这本书还在重读中，整理好全部标注后应再加上对应章节的题目，这点十分重要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政治观点，也许可以说，本书观点为：旧制度不好，大革命也不好。
托克维尔眼中的法国大革命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旧的封建制度腐朽不堪，但革命并不能带来预期的美好，而是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唯一的出路是渐进改良，非如此，不能走向真正的自由。
1789年，法国人民凭借超乎其他民族的努力颠覆了自己的命运，把一道鸿沟横亘在过去和将来之间。为了避免把过去的东西带进新天地里，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为了使自己与父辈迥然不同，他们制定了许多制度来限制自己。总之，为了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可谓尽了全力。
但在我看来，他们在这一独特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不但远远小于外人的想象，还远远小于他们自己的预期。我坚定地认为，他们已经不由自主地沿袭了许多旧事物，比如旧的感情、习俗和思想等。他们所发起的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所依靠的力量甚至也正是从这些旧事物中得来的；即便他们不情愿，他们也不得不利用旧制度的破砖碎瓦，不然他们就没有建造新社会这座大厦的材料。所以，无论是要透彻地了解法国大革命，还是要深入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功绩，我们都必须去考察那已经被埋葬的旧法国，而不能只看如今的法国。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尝试，目的也就在于此。
在第一阶段，法国人好像要把过去的一切都摧毁殆尽。到了第二阶段，法国人又想把那些已经被他们丢弃的东西复原。
第一条真理是，有一种无名的力量在驱逐今天的所有人，它或轻柔或猛烈地推动人们行动起来，让人们去摧毁贵族制；人们虽然能令它加速或减速，却不能克服它。第二条真理是，那些不存在贵族或是无法让贵族继续存在的社会，恰好是世上所有社会中最难摆脱专制制度的社会。最后一条真理是，专制制度给无贵族社会带来的危害比给其他社会带来的危害都要大，因为专制制度在助长无贵族社会各种弊端方面的能力比任何其他政体都要强大，这么一来，就更能助长无贵族社会沿着原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无贵族社会，任何东西都充满变数，人们因为担心地位下降而惶惶不可终日，并为了升职而想尽一切办法。区分民众尊卑的主要标志，自然还是具有流动特性的金钱。金钱能够使个人处境变得更坏或更好；使家庭地位或升或降，所以人们都努力地攒钱或挣钱，甚至不惜为此牺牲生命。人们为了满足发财的欲望会不择手段，并对商业充满兴趣，还普遍追求物质利益。不知不觉之间，这种思想就在包括一文不名的阶级在内的所有阶级之间扩散，长此以往，整个民族都会因此而萎靡不振甚至被毁灭殆尽。出于其本质，专制制度不但支持这种思想，还助长了这种思想的势头。对专制制度来说，这种消极的思想也很有益处，它让民众不再关注公共事务，令民众一想到革命就浑身发抖。对这种思想来说，也只有专制制度才能保护和帮助它们，并使人们内心都充满贪婪。另外，当民众以卑鄙手段攫取钱财时，专制政府也听之任之。如果没有专制制度的影响，这种思想或许也会很强烈；而有了专制制度之后，这种思想无疑会夺得统治权。
与此相反的就是自由。在无贵族社会中，能够革除该社会的各种弊端，并阻止该社会走下坡路的，只有自由！只有自由才能使民众由相互独立走向彼此靠近，消除由相互独立带来的孤立感，进而感到温暖并逐渐联合在一起。因为，在公共事务中，人们必须以理服人、相互理解，这样才能友善地共处。只有自由才能使民众不再崇拜金钱，不再忧心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令人们时刻都觉得祖国就在身边并且是至高无上的。也只有自由，才能随时使人由消沉变得充满强烈的激情；
令人不再整天想着如何发财，而是充满了伟大的事业心；令人充满创新意识；使人们有能力辨别什么是善，什么又是恶。 一场政变 莫泊桑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比法国大革命史更伟大、更久远、更出人预料。
因为革命的起因在革命成功之际就会消失，革命本身也会因为成功而变得令人无法理解。
攻击教会是法国大革命的早期措施之一。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许多情绪，其中反宗教情绪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在旧制度下，人们为了过安宁的生活，被迫忍受奴役，同时对宗教充满了反抗情绪；等到人们不再热爱自由时，人们对宗教的反抗情绪依然存在。在遏制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方面，拿破仑成功了；但在遏制人们的反基督教情绪时，拿破仑虽然用尽了全力，却仍然没有成功。直到今天，有些人还以为若是当初犯了绝对服从政府小吏这种过失，可以用冒犯上帝这种方法来改过自新。由于不相信上帝，这些人把大革命中最令人觉得自由、高贵和自豪的东西都丢弃了，但是竟然还以忠于大革命自居。
第一部分讲的是一些创新或改良的观点，主要涉及社会地位、民事、政法法则等领域。例如，由于人类生而平等，所以要用人民主权取代种姓、阶级、职业等方面的特权，规定社会权力高于一切权力，统一规章制度……这些信条集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和内容于一身，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业绩所在。从时间上看，法国大革命最持久，这也是这些信条的功绩。第二部分讲的是抵制教会。他们把教士、教会等级制，宗教机构、教义等都作为攻击对象，甚至还想连根除去教会的根基，以图彻底推翻教会。不过，由于第二部分是伴随着这场摧毁各种旧事物的革命而产生的，所以当各种旧事物被摧毁时，它也会随着大革命的胜利而慢慢消亡。我只需再补充一句话就能将我的意思表达清楚，因为那些重大问题我会在其他章节中详细论述。这个重大问题是，基督教会激起如此强烈的民愤，原因之一是基督教代表着一种政治制度而非单纯的宗教本身；原因之二是教士们成了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官吏的代表，而不是为了他们所宣扬的治理来世事务；原因之三是教会在旧社会中占据着享有各种特权的最高地位，而不是教会无力在新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社会等级制度历史悠久，束缚人的所有机构和习俗也随之长期存在，而如今它们都被大革命摧毁了。民众看到这些，可能会以为大革命要把个别的乃至所有的社会秩序都摧毁，并且会摧毁政权本身而不仅仅是某个政府，并由此断定法国大革命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根本特性。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没有抓住大革命的本质。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是变革旧政府并废除旧社会结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同时向现存的所有权力发起进攻，把一切公认势力都打垮，以新的风俗习惯取代各种传统习俗，把根深蒂固的顺从思想从民众的头脑中彻底清除。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才具有了无政府主义这一独特的根本特性。
内战，也都少不了外国人的参与。各个民族都用新利益取代了旧利益，各种原则取代了领土问题。一切外交规章都混杂在一起，使政治家们在瞠目结舌的同时绞尽脑汁地去想应对之策。这种画面，正是欧洲在1789年后的真实写照。
所以说，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它是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和外表进行的。分析其具体特点，你会发现它与宗教革命的相似之处——二者都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民并传播深远。这场政治革命激发了人们传教的热情，使人们在实现国内革命之后又热情地向国外布道。
宗教有一个令人司空见惯的特征，就是只注意人本身。至于国家法律、习俗和传统对人类的本性所施加的特殊影响，宗教根本不去考虑。宗教的宗旨，是协调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和义务。
法国大革命正是按照宗教革命方式开展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关注的是现世而后者关注来世。宗教在认识人时，认为人不受国家和时代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也像宗教革命一样抽象地看待公民，而不是用某个具体社会的个人来定义公民。法国大革命所要研究的，除了何为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之外，还有何为人类在政治领域的普通义务和权利。
法国大革命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并不在于它使用了种种手段或创立了许多思想，而在于它能够使众多民族都能有效地使用那些手段并轻易地接受那些思想。
不过，有一个重点必须认真对待，那就是所有活动的事物都起源于王权这个与旧社会对立的新事物。不过，在特权和社会地位方面，这个王权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王权，而且它还带有一种能够激发其他感情的精神——国家行政机构。这个王权是从地方权力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并向四周延伸的，它渐渐地取代了由贵族统治的社会等级制度。
如果撇开这些偶然事件不谈，只考虑大革命本身，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场革命具有以旧代新的成效，它将统治了欧洲大部分地区若干世纪的封建制度摧毁，重新建立了一个简单而又一致的社会秩序，使得民众拥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
确切来说，无论是旧社会中的贵族制和封建制的一切产物，还是其他与贵族制和封建制有关联的所有事物，以及那些稍微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遗迹的事物，都是大革命摧毁的对象。
这场革命的出现，提前终结了旧社会建筑即将面临的这种痉挛式痛苦，它开门见山、雷厉风行，什么也不顾虑就进行了的革新，突然之间就完成了旧社会建筑自身需要长期努力才能逐步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成就所在。
大革命的目的，在于彻底摧毁中世纪残余制度，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这场革命的爆发地并不在保留最多中世纪制度、苛政最重的地方，反而在民众受旧制度折磨最轻的地方。事实上，正是因为法国受旧制度的桎梏并不太重，所以法国人才会觉得这种旧制度无法忍受。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农民都极度热爱土地。一旦拥有了土地，农民身上的所有激情都能被点燃。当时，有一位优秀的观察者说：“土地的售价总是高于其价值。究其原因，无非是居民们都对地产主这一身份很感兴趣。法国下层人民的积蓄无论是贷给个人还是存为公积金，目的都是购置土地。”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法国地产的划分始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地产的划分比法国大革命要早得多。
大革命的真正结果，并非地产的划分，而是暂时解放了土地。
贵族的一切特权都变成了这样：政治权力已消失，只有财富权力被保留下来甚至激增了。
法国也拥有同样的封建权利，可是它为什么却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仇恨，以至于这种仇恨在仇恨对象业已消亡之后还无法平息呢？究其原因，一是法国农民已经拥有了土地，二是法国农民已经不再受领主摆布。当然了，还包括其他原因，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两个原因才是最主要的。
慢慢地，全民大会中的达官贵人数目就成倍地增长了，而工业行会的代表却越来越少甚至没有。
哪怕是最专制的政府，也可以以某种民主的形式存在，并能不动声色地压迫民众。
全国政府归一个具有王国中心地位的实体管理，几乎所有国内事务都是由一个大臣总管的，各省的大小事务都由一位官员监管，任何行政机构的行动都要事先获得许可，特别法庭运用特权审理一切涉及政府的案子并袒护政府官员。
政府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始终都具有独揽大权这一本能。
由于身在巴黎，总监不可能亲自领导和洞察一切，于是各种审查手段就诞生了，其数目达上千种之多。数量庞大的书面文件、慢得出奇的行政程序，都令人非常惊讶。
行政官员几乎全都来自资产阶级，都有着该阶级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和自尊。它们是新社会里的贵族，已经形成而且充满了生机。只要法国大革命一暴发，它就有了立足之地。
为了避免人们对政府官员进行恶意评论，哪怕人们攻击了维系社会的基本法则甚至上帝，政府也心甘情愿地容忍了。因为，在政府看来，那些基本法则和上帝都与自己无关。 政府对报纸可不会像对待书籍那样宽容。由于无法用蛮力将报纸取缔，政府只好想尽一切办法使报纸沦为它的工具。 上述问题都将旧制度的特点暴露无遗：条例强硬而又严肃，可是实行起来却松懈而又无力。
本世纪初期，法国轻易地重建了中央集权制。对于这一点，我们丝毫不必惊讶。1789年，这座建筑曾经被壮士们推翻。可是，在这些摧毁者心中，这座建筑的根基却没有倒下，因此中央集权制才能突然东山再起并变得更加坚固。 巴黎在大革命之前，主要以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为主；到了大革命之后，还拥有了工厂和制造业。与第一个事实相比，第二个事实更新鲜而且令人畏惧。
旧君主制会在顷刻之间被毁灭，中央集权制和巴黎所拥有的极权确实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第一场革命孕育了其他一切革命。而第一场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央集权制和巴黎所拥有的极权。
英国这种政治自由，具备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使公民之间具有一种必要且相互依存的联系，但是不会让他们一直相同。独王统治则不同，它渐渐地使民众在彼此相似的同时变得更加孤立——这一现象也是独王统治的必然结果。 英国之所以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原因并不在于它的国会、自由、公开性和陪审团，而在于某种更有效的特殊之物。在所有国家中，惟有英国真正摧毁了种姓制度，而不是将种姓制度乔装打扮一下就算了事。在英国，贵族从事的事务和选择的职业，都和平民一样。更值得一提的是，贵族和平民可以结婚。英国最大领主的女儿，即便是嫁给新贵族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
资产者和贵族，在越来越相似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相互隔离。这两个方面不能相互抵消，并非一方变轻了之后另一方就变重了，而是一方在变重的同时往往也会加重另一方的负担。
资产阶级无疑有权参与政府的活动，而且始终在政治议会中起着重要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他阶级看来，资产阶级越来越值得重视。
贵族的这些特权可以由他们的后代世袭。贵族阶级不再成为权力阶级之时，就是贵族阶级变为种姓之时。 许多措施都把人和阶级相互区别开了。在这些措施之中，捐税不平等的危害最大，因为它容易使人们相互孤立。 无论哪项公共事务，几乎都会产生或产生于捐税。所以，当捐税不平等时，这两个阶级就没什么理由再在一起议事了。至于双方共同的需要和感情，自然也失去了依托。人们通过剥夺他们共同行事的机会和愿望，就这样轻易地把他们分开了。
当时社会上庞杂的传统应该被新法则取代，这种法则应该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并且来源于理性和自然法则。 你要求的独立自由越多，你将遭受的奴役也就越多。
呈文中建议国王推行全民自由选举，国王可以召开代议制议会，为期六周，但是不给议会实权，议会的权限包括谈论行政、提供意见、讨论法律，但是不许议论政府、表达观点、制定法律。杜尔哥写道：“如此一来，这些举措将会给王权提供有益的意见，但不会限制王权，群众的情绪也可以得到安抚，消除隐患。议会没有权力反对王权，如果他们一意要干涉，虽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国王将会永远统领这个国家。”杜尔哥提出的措施，以及当时那个时代都不容忽视。每当革命褪去，杜尔哥的提议便会被人们付诸实行，就是说：我不会给你真正的自由，只是给你个自由的影子罢了。
如果你研究过法国革命史便会知道，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指引同知识分子庞杂的治国巨著中的精神是一致的，概括说来就是：一切统一遵循普遍原理，立法体系要完整，法律要精确、完美。具体表现是：只要是现存的，统一鄙视；只要是理论上合理的，统一信任；统一对待政治机构中那些新奇、独特的玩意；遵循符合逻辑的统一方案，将政治结构一下子彻底改革，消除具体细节问题的特殊对待。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令人震惊，那些表现在作家身上为美德的作风，移植到政治家身上就成了罪恶；文人并非只会动笔写出好看的文章，同样能引发巨大的革命。 在当时，教会治理教会有自己的原则，文人想要治理政府又有一套原则，两者截然不同，前者想要阻挡后者。教会依靠传统做事，文人们则反对任何建立在传统之上的制度；教会更相信权威，并认为权威大于个人，文人们则相反，只信任个人理性；等级制度是教会建立的基础，文人则试图消除各阶级间的界限。两者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如果想要并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双方都认同一点：治理政治不能采用治理宗教那套原则。但是这样的共识当时根本不可能达成，所以想要摧毁旧的国家制度，就要先摧毁教会制度，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前者是后者的效仿。 在经济学派看来，除了率领国民之外，国家还要培养国民。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树立起某种示范作用的楷模，然后以此向国民灌输国民精神。将公民的大脑里填满国家认为正确、必要的思想和情感，这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国家的权力边界在哪？事实上没有边界。国家要做的就是教育人、改变人，将人变成另外一种人。博多说过：“国家按照需要造就人民。”经济学派的想法便概括在这句话中。
伏尔泰离开巴黎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民众在精神上的要求他还以为跟他离开时一样。人民的要求早与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不仅要求政府改革，还要求改革要由自己的双手来完成。一场大革命在民众支持下正在酝酿之中，山雨欲来，人民想要通过双手亲自来完成。 在我看来，从这一刻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势在必行，旧制度将被摧毁，包括其中的坏东西，也包括一些好东西。一群准备不足，但又急着亲自动手的民众，想要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结局只能是好的坏的全部被毁灭。其实，当初如果由专制君主来完成改革，危险会小一些。我认真考虑过这场革命，一方面它确实废除了很多阻碍自由的制度、思想和传统，但同时，那么多自由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也被一起摧毁。每当这时，我便更希望当初来完成改革的是专制君主，那样我们还可能会在将来某一天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由人民自己动手，打着人民主权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一定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自由的民族。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将一个没有权力限制的中央集权政府与明显占优势的立法机构组合到一块；结果便是，政府是民选的，但制度是旧有官僚的。理论上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是作为个人的人民又变成了制度的依附者；作为国家主人，人民在经验和道德上需要具备自由人民的素质，但是作为依附者，又需要他具备奴隶的忠诚和顺从。
一点我很清楚，走在错误道路上的人民渴望自治，那是因为专制的弊端所致；但这不过是个暂时的理由罢了，当专制结束，这种对自治、独立的渴望也会随之消失，一切更像是个偶然事件。人们看似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真正追求自由的民族，痛恨的是可以让恶附着的那个原本的东西。
一些人世世代代紧随自由，是自由本身散发出的诱惑和魅力吸引着他们，而这与物质没有关系。这样的自由，可以让你畅所欲言，行动无碍，大口呼吸，快快乐乐，唯有上帝和法律作为对你的约束。那些身处自由中，却在找寻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这样的人只适合做奴隶。
封建制度即将灭亡的时候，人们对它的仇恨，远甚于封建制度鼎盛时期。
现在这个民族面临这样的局面：个人方面，对财富的渴望急剧增长；政府方面，一边不断鼓励人们追求财富，一边又设置障碍，将人民的热情挑逗起来又抑制下去，将自己推向火坑。这种局面下，一场灾难在所难免。
我这里说的他们并非指文人，指的是政府，政府里的主要官员，是特权者。
每当两种权力产生争斗，便会彼此将人民的穷苦处境归因于对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君主制末期。
与16世纪爆发的宗教革命相比较，18世纪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在一点上有明显区别，即：多数投身16世纪宗教革命中的大人物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野心，便是出于贪婪，而人民则纯粹是为了信仰，不贪图利益。到了18世纪，情况倒转，上层阶级投身革命是出于无私的信仰和对底层人民痛苦的同情，而底层人民投身革命则是为了发泄一肚子的怨愤，改变自己的地位。上层阶级满腔热情，最终激起了底层人民的怒火，武装了他们的贪欲。
在法国，改革并没有消除封建制度中那些损害人民利益的成分，但是对封建制度起到保护作用，或者对自己有利的成分却被消除掉了。 特殊的环境造就特殊的人，尤其是在品德方面。这里的人民拥有自由，拥有一些土地，这使得他们独立，做事有节制，还有些自大。他们对劳动很熟悉，对生活中的那些享乐看得很淡，能忍受最大的痛苦，以最坚硬的姿态面对危险和困难。这是个单纯而又强硬的民族，他们组成的大军将震撼欧洲。不过，同样的环境也使得这里的人民变得危险。他们独自默默忍受所有沉重的负担，独立使得他们的生活像是被隔离开，偏见、嫉恨慢慢将他们浸染，命运多舛，他们因此变得冷漠残忍，任何痛苦他们都能忍受，他们也会将苦难加到所有人头上。
产生较早的那种激情是仇恨不平等，这种仇恨非常深刻，已是忍无可忍。不平等的存在导致了仇恨产生和发展，成为一股长期存在、所向无敌的力量。法国人正是在这股力量的催动下决定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制度摧毁，倒出场地来，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社会，到那时人人平等，彼此不存在差异。 产生较晚的那种激情是渴望自由，这种激情出现时间晚，根基薄弱。
如果你只去研究革命本身，你将会对法国革命一无所知，那些点亮大革命的灯火必须要去之前的历史中寻找。要真正看透那个旧社会，看透他的法律，他的弊端，他的偏见，他的伟大以及经受过的苦难，如果看不透，那旧社会结束60年以来法国人的种种作为你也就无法理解。要想真正看透这些问题，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那便是真正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
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外来法之所以能战胜本地法，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当时的运动影响人们的精神，将其引向对古代文字和文学的崇拜，进而忽视甚至蔑视本民族优秀人物创造出的精神财富；其次，当时有一股思潮认为神圣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而这种延续也包括立法精神。整个中世纪这种思想都在德意志广为流传，并体现在立法精神中。
整个欧洲大陆几乎在同一时期全被罗马法占领，恐怕上述两个原因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是：那个时期，君主专制政权在各地站稳脚跟，相对于已经被摧毁的自由化，这些君主更需要罗马法中的奴性。 君主制在同一时期内集体转变为专制君主制，各国都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可能是偶然的，必定存在一种普遍的原因，导致各国在同一时期内发生了相似的事情。这种普遍的原因便是，各国社会都在经历相似的变动：封建向民主方向、不平等向平等方向的变动。
同样是之于贵族特权的愤怒，在法国催生了大革命，而在德国则催生了对法国大革命的赞赏。虽然法典的作者是个资产者，但他必须遵循主子的旨意。
这部法典几乎一半的内容与中世纪的法典相似，部分内容体现出的中央集权制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几乎一致。如法 无论如何，封建制度的垮台使得人们逐渐接受并尊重个人的利益。